往哪里走？苏春棠面前摆着很多条路。
她原先曾给母亲写信说过，叫母亲给别人说自己去了北头。真的往北头去吗？
山西就在北头，那边煤矿特多。
这时她想起了一件旧事：她还是女娃的时候，村里吴哑巴的男人在生产队的碳洞子里挖煤，洞子塌了，人没出来，队里赔了二百块。那一年，全队摆那口薄棺材的时候，人人抹眼泪；摆那二百块的时候，人人的眼睛都发直。婆娘们私下说：“吴哑巴这个寡母，男人死得值。”
她对自家说的是另外的理由，条条是正的：北方远，矿区人多，她像一滴水混入大海，那只握着扣子的手找不到她，她有手艺，饿不死。
她决定了，就去北头，去山西矿区。
走之前，她只办了一件事：烧自己写的信。
她去了河边。那封信，信封磨软了，“大黄”两个字写了又划，划了又写。三页纸，三年的字。
第一页是槐树街写的：“大黄：听说你回来了。我没有见你——你不要怪我，你要怪我，就怪……”写到“怪”字，没了。
第二页是夜来香写的：“大黄：我今天挣了很多钱。你晓得了会嫌我。可是我没有卖。我守不住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一条我守住了。你信吗？”
第三页只有一行：“大黄：高加林不是东西。我也不是东西。”
她看了一遍，又一遍，然后摸出钢笔，在信封背面写下最后一行，手稳得像裁衣裳前画粉线：
“大黄，我去北方了。别找我。活着。”
三页纸凑到火柴上，蜷起来，变黑，“大黄”两个字最后烧完，灰被河风一卷，散到黑亮的河水里去了。
同一时刻，几百公里外的重庆，她的大黄刚把一张卷烟纸压进蓝布袱子底下。那张纸上写的是：“香香：五万。年过了，我去省城。一条街一条街地问。”
三天后，她上了北去的火车。两天一夜，又倒汽车，倒小火车。在山西矿区下车的时候，第一口空气就把她呛咳了——煤灰味，硫磺味，天是灰黄的，一排一排矸石山黑黢黢地立在天边上。
她身上缝着钱，可她一分钱不敢露。一个单身女人，口音是南边的，证明一张没有——这种年月，露了财，或者露了来历，都是祸。她在灰土里把衣裳搓了，把脸抹花了，夜来香的海棠不见了，矿区小镇的街边上，多了一个逃荒要饭的女人。这是她早就计划好的，她没有介绍信，只能出此下策。
要饭也不是好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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