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九，工地收年工。龙青九没回家，他和另外两个光棍守工地，看料，看机器。
正月里，郑三娃回来了。龙青九请他喝酒。
“棠儿啊，命苦哦。”郑三娃学着王桂兰的口气，叹气，埋怨，“周记待不下去了，同人搭伙去北方了。北方哪搭？不晓得。刚到那阵子来过一封信，报了个平安，说还要换地方，到了再写——后头就断了，年到头了，再没有半个字。这个女子，是死是活都不晓得哦。”
“那封信呢？”龙青九问。
“我没见过。她娘说，烧了。”
烧了？不可能！王桂兰是咋个的人，他晓得。棠儿八岁写的描红本子，她都收在箱底。女儿报平安的信，她舍得烧了？
他又想起那张汇款单。地址只到“周记”为止，像是怕人顺着单子找过去。
两下一对，他心里亮堂了：没有啥子北方。她是存心躲起来了——躲过去，躲熟人，多半，也在躲他。她娘是在替女儿守口。
想明白这一层，他心底踏实了：她活着，她还会写信寄钱，她只是不要人找。
那晚他躺在床上，把“去北头”三个字翻来覆去地掂。北方十几个省，人海茫茫，没得城市，没得地址，他一个下力的去了，跟大海捞针有啥子分别？她存心躲，他越找，她躲得越深。
捞不起，又不能不捞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捞的时机。那就只剩一条路：先挣钱。挣了钱，才托得起人，才撒得开网——各地的裁缝铺、缝纫社，总有认得她手艺的人。她要吃裁缝这碗饭，就离不开针线堆；离不开针线堆，就总有一天要冒头。
天快亮，他下了决心：不走。留下来，挣钱，撒网，等她冒头。
惊蛰前后，重庆落起了绵雨，不大，密密匝匝，一下就不停。
那天傍晚，顾三娘喊他帮忙。餐馆后头的柴棚漏了，码的两百斤面粉怕泡水，她一个人搬不动。
他去了。两个人，一前一后，把面粉一坨一坨往屋里搬。雨在天上下着，两个来回，浑身就湿透了。搬完最后一坨，顾三娘把门闩了，从灶上提出热水瓶：
“脱下来，拧一拧，烤干。免得这样子回去，又要发烧一场。”
“不碍事——”
“脱！”顾三娘眼睛一瞪，“你忘了你秋天烧到四十度，是哪个拿门板抬你的？命都差点没了，还不长点记性？还想再烧一回？不要命了？”
龙青九拗不过，躲到柴棚后头，把湿衣裳脱了，拧干，搭在灶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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