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教导女儿们的家训。
这部著作的创作,深受其姑祖母班婕妤的影响。班婕妤是西汉成帝时期的才女,以贤德、柔顺、敬慎著称,深得成帝敬重,虽晚年境遇坎坷,却始终坚守气节,成为班氏家族的骄傲。在班昭看来,姑祖母的人生经历正是女性安身立命的典范,她希望女儿们能习得“柔顺”“敬慎”的品德,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保全自身,平安度日。《女诫》的创作始于永初四年(110年)十月,历时两年,至永初六年(112年)方才完稿,全文分为卑弱、夫妇、敬慎、妇行、专心、曲从、叔妹七章,系统阐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。
班昭创作《女诫》的初衷,仅仅是作为家训教导自家女儿,并无规范天下女性之意。然而,这部著作问世后,却产生了超出预期的影响。著名学者马融读后大加赞赏,不仅自己认真研读,还让妻子和女儿认真学习。但《女诫》所倡导的“男尊女卑”“夫为妻纲”等观念,在当时便引发了争议,班昭的小姑曹丰生才华出众,对《女诫》中的观点并不赞同,特意写书进行反驳,时人称赞其驳文“辞有可观”,逻辑严谨,言辞犀利。即便是马融的女儿马伦,虽然阅读了《女诫》,却并未被其中的教条束缚,她凭借过人的才辩,常常让丈夫袁隗“默然不能屈”,展现出独立不羁的个性。
永初七年(113年)正月,就在《女诫》问世不久,邓太后下诏任命班昭之子曹成出任陈留郡长垣长(今河南省长垣县),并允许班昭随子前往长垣就职。这一任命在后世引发了诸多猜测,有学者认为,曹成此前已被封为关内侯,此次出任地方县长,实则是贬秩,而班昭随行,则带有变相流放的意味;而史欣博士则提出了不同的见解,她认为当时群臣与邓太后之间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,甚至有人密谋逼宫欲废除邓太后及汉安帝,邓太后让班昭暂时离开洛阳这一政治漩涡,实则是对她的一种变相保护。
无论真相如何,对于班昭而言,这都是一次艰难的人生抉择。一边是多年辅佐、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邓太后,一边是需要庇护的儿子与动荡的朝局;是继续坚守对邓太后的忠诚,还是为儿子的前途考虑,及早向未来的掌权者汉安帝投诚,避免日后被清算,班昭陷入了深深的挣扎之中。最终,流淌在血脉中的儒者底色指引了她的方向,她没有选择直白的劝谏,而是效仿父亲班彪的《北征赋》,在抵达长垣后,触景生情,写下《东征赋》。赋文中,她追忆先贤的忠勇与智慧,感慨世事的变迁与无常,字里行间委婉地表达了对邓太后的劝谏,希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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